香包的由来—民俗端午节
根据中华名族的传统习俗，我国农历的五月五日，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过端午节，而在所有的端午的习俗中，最富于静态美和温馨气息的莫过于制作和佩戴香包 。以往由于医药不发达，人们就把具有杀菌作用的雄黄，艾草，菖蒲研成粉末，用布包起来戴在胸前，利用它散发出来的香气 使夏天的虫菌不来侵扰，这就是香包的起源。
香包又叫香囊，也叫馨香。它是如何演变而来的呢？五月俗称毒月，根据风土志记载，农历五月五日为阳极之日又叫中天节，有制造各式各样避邪物的风俗，而在荆楚岁时记，也记载着每逢端午节这一天，以艾草剪成老虎的形状，或者剪裁布做成小老虎，来避除一些有毒的东西，另外风俗通上面记载，用五色彩线系绑在小孩子的手臂上，可使他长命百岁，叫它做长命缕。
香包本身其实只是一个把香料包起来的布包而已，但是由于古代妇女人人都做得一手好针线，所以香包的制作越来越精致，也越来越有可看性。尤其是经由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香包，更蕴涵了一分深挚情意。把它当做礼物送人，那份温馨，就不是一张问候卡可以代替得了的。
慢慢的这两项风俗逐渐合而为一，演变成用五色彩线系着一个装满艾草，雄黄和檀香粉末，混合香料的小布袋给小孩挂着，防止毒虫侵扰，有袪毒避邪的功用，并成为一种保命吉祥的象征。于是就此确定了香包的地位。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做香包是妇女们表现女红手艺最佳机会。从香包图案和绣工可以看出制作者的手艺。
有些地方还有新嫁娘赠送亲友香包的习俗，国人认为新娘子带有喜气，由她亲手做的香包，更能袪邪解毒，所以在她新婚的第一年的端午节，新嫁娘必须缝制香包分送亲友，这一送，少说要送一，二百个，除了送给亲友之外，当然多半还是送给小孩子们佩戴，这是出自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关爱，希望儿童能够顺利成长，诸邪远避，同样地也可以送给长辈以示尊敬和孝思。
至于送给情人的香包含意就更深远了，一针一线都蕴涵了无限柔情。在以前，妇女们在子女情人要出远门时，都会缝制香包让他们带在身上，一方面保佑他们旅游平安，另外一方面也是在提醒他们，家乡有人倚门守候，应该早日归来。
核桃民间工艺品介绍
核桃是吉祥的化身，核谐音“和（合）”，寓意阖家幸福安康、和和美美、和气生财、百年好合，古有“核桃制品摆放家中可神灵镇宅、吉祥好运、逢凶化吉”之说 。早在公元1778年, 乾隆皇帝曾用核桃制品作为“驱邪呈祥”、“保佑平安”之物 ，并将精品摆放在帝王神龛之上。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中央政府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纪念品中就有核桃制作的珍品。
如今，这样的好意头仍被人们沿用！ 核桃工艺品精选优质野生铁核桃为原料，充分利用其核桃果外壳坚硬、耐腐、内部花纹自然、古朴的特点，经科技处理将铁核桃果切片、弃果肉、干燥、定型、磨抛光、粘接、细雕等数十道工序手工制作而
成。 产品有大到餐桌、办公桌、茶几、花瓶等，小到烟灰缸、台灯、纸巾盒等摆设饰品等五十多种，还不断开发出寓意“核家欢乐”、“核气生财”“百年好核”“核核美美”的系列产品。所有工艺品都保留了核桃果的原始外形和花纹，使工艺品造型风格古朴、雅致优美，具有天然的美感和自然的镂空效果。是集艺术性、实用性、收藏性于一身的高档民族手工艺产品，产品用精美礼品盒包装后，成为亲友馈赠、商务交往、室内装饰、家居陈列的首选礼品。
产品有大到餐桌、办公桌、茶几、花瓶等，小到烟灰缸、台灯、纸巾盒等摆设饰品等五十多种，还不断开发出寓意“核家欢乐”、“核气生财”“百年好核”“核核美美”的系列产品。所有工艺品都保留了核桃果的原始外形和花纹，使工艺品造型风格古朴、雅致优美，具有天然的美感和自然的镂空效果。是集艺术性、实用性、收藏性于一身的高档民族手工艺产品，产品用精美礼品盒包装后，成为亲友馈赠、商务交往、室内装饰、家居陈列的首选礼品。
核桃工艺品制作：
原料：铁核桃若干
工具：老虎夹子，钢锯刀，细沙龙
制作办法：1. 选用太行山区产的铁核桃，当地多称之为“山核桃”，去掉外面的青皮后，清水洗涤，晾制晒干待用。
2.将晾干的山核桃，用老虎夹子夹住（注意夹住的是核桃的头尾部分），然后从核桃肚子中间分别按3毫米或5毫米用钢锯刀锯开；
3.将锯好的核桃切片，用细沙龙磨制，磨去锯印痕迹，知道切片表面光滑为止；
4.将磨好的切片清理干净，继续晾干。根据需要装裱成不同的工艺品，也可单个出售。
厦门老手工艺人“龟印”雕刻师老潘
距中秋节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年的生意会是怎样？坐在店里看着墙上成排的“龟印”，50岁的手工艺师老潘心里没底，因为到现在他还没接到今年中秋的订单，但他说还是要每天坚持做，要不手艺就会落下了。
昨天下午，厦门南轿巷，坐在电风扇下的老潘依旧在他那间大约8平方米的小店里“工作”着 。厦门当天最高气温34℃。
老潘原名潘海员，祖上安溪人，从曾祖那一代就开始从事雕龟印这一行当。老潘的爷爷40岁从安溪带着这门手艺在厦门南轿巷落户谋生，他也在厦门出生。可能受父亲影响，读完高中后老潘就跟着父亲从事这门手艺。
老潘说，“龟文化”在闽南地区由来已久，逢年过节，闽南人都会以龟祭祖、祭神，象征着吉祥如意。雕刻龟印、中秋月饼印、糕点印是家里的祖传绝活。
“如今在厦门已仅有我一个人在从事这项手工艺，在前几年的一次全省技能比赛中，手工模具雕刻因为没有其他选手参与，最后只能当成我自己的演示赛了。”老潘无奈地说，后来他再也不愿参加这种比赛了。
老潘左脚有先天残疾，但这对他并没什么影响，在店里，他时常会独自一人坐在比他年龄还要大的桌椅前“练习”雕刻。
“以前父亲那一辈，龟印、中秋月饼印都卖得很红火，每次到这个时候都做不完，有时还因为没有办法赶货推掉了许多订单。”老潘说，如今，随着机器模的替代，许多人都不再使用手工刻的模子了。
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坚持了下来，毕竟这门祖辈传下来的手艺不能丢。老潘说，这些年，还有一些人买回家摆放，每年都有不少生活在东南亚一带、日本、美国的华人特地来买，因为对他们来说，除了留有那个年代的一点东西外，还可以放在家里作为吉祥物。
小店内摆放着各种不同图样的龟印，格外醒目。老潘说，他雕刻出来的龟印直径最大的78厘米，最小的3厘米。最长的要花六七天时间，最短的也要三四天。别看一个小小的龟印，下手不能有任何一点马虎，只要一刀刻坏了，整个印又得重新制作。“刚开始单单一个下刀的手法，父亲就让我练了好几年。”
老潘称，他都是父辈一手带出来的，现在许多人需要的图样较多，他只能先剪出图样的形状样纸，再进行雕刻。
老潘经营的小店，偶尔会有一些慕名而来的人，也有老外，生意还能维持，但只够日常生活。“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是最担心的。”老潘说，最让他揪心的还是没有传承技艺的人，他的孩子还在读书 ，孩子是否感兴趣是一回事，这门工艺也要有很大的耐心，但不管怎样他还是会做下去。
据悉，龟是闽南祭祀用的一种食品，龟印就是它的模具，把捏好的糯米包上馅料，往龟印上一扣压，一个布满花纹的“龟”就成形了。在闽南的一些祭祀上很是盛行。
如今，位于厦门中山路步行街上的闽南龟印雕塑已成了厦门的一道景观，在这道景观的背后，让人想到的是这门手工艺还能维持多久。
“聚元号”里的制弓人
作为运动项目，人们通常见到的是比赛用的弓箭，但中国的传统弓箭，能见识的机会就极少了，更别说传统弓箭的制作了 ，如今在国内，依然严格按照传统工艺制作中国弓箭的，据我所知恐怕就只有1个人了。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海霞老师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位于水务局宿舍内的“聚元号弓箭铺”，见到了“聚元号”今天的掌门人杨福喜 。
在他不大的工作室兼卧室里，满满当当都是弓箭的天地。架子上摆着弓和箭，墙上挂着弩、这边堆满工具的工作台、那边是烤弓用的煤气灶，有些材料实在放不下，就只能塞在后面那一个人勉强能睡觉的“卧室”里。
关于弓箭的历史，在常秉义编著的《中国古代发明》中这样论述：“根据考古发掘的实物证明，我国早在2万年前就出现了弓箭。在山西的原平峙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发现有加工精致的石箭镞，是用很薄的长石片制成，尖端锋利，器身的两端也十分锋利。”
今天的东四十字路口西南角，历史上是一座弓箭大院。弓箭大院至少在明朝就已建立，而明朝时这里已有40多家制作、经营弓箭的店铺，生意也十分兴隆。随着火药的发明、枪炮的使用，弓箭等冷兵器的地位逐渐缩小。到了清朝，弓箭大院的弓箭铺还剩17家。当年这里是皇家御地，禁止任何闲杂人员入内。大院设有两个大门，一个在东四南大街清真寺边上，称南大门。一个在猪市大街上，称北大门，两个大门各有更房及护卫。弓箭大院内部由横3条、竖3条胡同构成，形成棋盘式建筑格局。这“张”大“棋盘”将“聚元”、“天元”、“广生”、“隆生”、“全顺斋”、“天顺成”、“德纪兴”等弓箭铺分成17家。这17家弓箭铺又是皇家御用兵工厂，隶属朝廷造币处管理，做出的弓箭均上缴兵部、礼部、户部等，不得外卖。生活上由宫中定时按人数发放钱粮，所以从业者地位虽不很高，但其待遇却极丰厚，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杨福喜的祖父杨瑞林是镶蓝旗人，祖辈生活在弓箭大院。由于从事弓箭手艺的父亲去世太早，他18岁时就在堂兄的“全顺斋弓箭铺”里学手艺。由于生活的需要，再加上聪明好学，很快成了堂兄的得力助手。后来离开了堂兄的铺子，一直喜爱弓箭手艺的杨瑞林，产生了建立自己弓箭铺的想法，他相信，凭自己的手艺，再能有个铺子，不出几年，肯定能把买卖做得像模像样的。
就在杨瑞林在东安市场摆水果摊子时，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临了，弓箭大院“聚元号”的一个老伙计来到杨瑞林面前。这个多年的老朋友，带来了一个喜讯：由于“聚元号”经营不善，现已无法维持，店掌柜决定将铺面变卖。
弓箭大院的“聚元号”是个历史悠久的老铺面，到今天已是第7代传人。由于朝廷的供养，店掌柜小王夫妇一直过着富裕的生活。平时衣食无忧，所以精力就都集中在吃、喝、玩、乐上，最后竟到了卖掉铺面的地步，并开出了40块大洋的价钱。40块大洋对于卖果品的杨瑞林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数目。最后，妻子想到了让哥哥、杨瑞林的大舅子冯瑞祥帮忙。
冯瑞祥从小就给肃亲王当书童，不但学到了很多东西，还熟读了兵书战册。离开王府，凭着本事在军队里提升很快。收到求助信，冯瑞祥对这件事特重视，不仅从东北派副官亲自把钱送了过来，而且还帮助杨瑞林夫妻，把交接铺面的一系列事情全部处理完毕。
接过了“聚元号”，多年的梦想实现了，这回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大干一番了。另外，杨瑞林盘下铺面后，他接到的是朝廷发下的最后一次银子，今后的生活，就全凭自己的本事闯练了。凭着多年在弓箭行的经验，又经过反复思考，杨瑞林决定增加经营品种，在原来只卖弓箭的基础上，再增加弩弓、旦弩、袖箭、匣箭、箭枪等品种，使经营面扩大、将买卖做活。杨瑞林还找来原“聚元号”留下来的两个老伙计。两个伙计中，一个是前清的老秀才，名叫沈六，手底下白活(做弓)是出类拔萃。另一个老伙计名叫周纪攀，他的画活(为弓做装饰)在弓箭大院里也是数一数二。仨人齐心合力，“聚元号”的名声也从此越叫越响。
渡过了创业初期的难关，“聚元号”开始了平稳的发展。可就在他们准备把买卖做得更大的时候，日本军队占领了北京。国家被侵略、人民受摧残，在日军的铁蹄下，老百姓的生活根本没有保证，这时期，“聚元号”也是入不敷出，几乎到了不能维持的地步。就在杨瑞林为生活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又得到了一个好心人的帮助。在北京，他有一个朋友，在贵族女子学校当老师。可巧，这位老师在学校组织了一支射箭队，射箭队使用的弓箭，全部由老师介绍到“聚元号”购买。这一笔不小的买卖，当时可给杨瑞林解了燃眉之急。之后，每当杨瑞林生活出现困难，这位老师都会伸出援助之手，这回送来2袋面、下回送来3袋米。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聚元号”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杨瑞林夫妇生有2子1女，女儿英年早逝，长子很早就成了父亲的得力助手，家中的大事小情都参与；次子杨文通一直跟随在父母身边，小时候因没钱上学，就一直在父亲身边学习弓箭手艺，心灵手巧的他，干出活儿来特别漂亮。
解放后，“聚元号”经营达到了鼎盛。
1951年，一个英国客户在“聚元号”订购一批弓箭。做好后按行内规矩，将未上弦的弓和弦，一同寄到了英国。谁也没想到，就在弓箭寄出一段时间后，天津海关给“聚元号”发来传票。原来，英国客户诉“聚元号”寄去的弓没有上弦，无法使用。接到传票，大家对对方的无知感到可笑。年轻气盛的杨文通自告奋勇要前去理论一番。他当即带上家伙，坐车直奔天津。为了民族的利益和自尊，杨文通在法庭上毫无畏惧、据理力争。他当着各方人员，用了一个漂亮的“回头望月”，眨眼之间，弦便被上到了弓上，经过试射，性能非常好。而他变魔术一般的动作，得到在场人员的一阵掌声。那几个英国人，也急忙站起身来，向杨文通鞠躬表示歉意。
1958年北京搞起了“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为了打麻雀，不少人拥到“聚元号”买弩弓。现成的弩弓卖完了，没买着的都着急地等在门口不愿走，这边刚下料，那边就交钱，刷漆和装饰一概来不急了。为了把活儿赶出去，全家老少齐上阵，连喝水、吃饭都顾不上了。
国家实行公私合营，“聚元号”并入了一个几十人的“体育用品合作联社”，不久杨瑞林便退了休。此后，杨文通带领着家人，将“聚元号”关于弓箭的技术、材料、销路，一同带入合作联社。
有一天，已是厂里顶梁柱的杨文通正在车间里忙，厂长急匆匆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上级领导”制作一张弓。杨先生从家里拿来上好的材料，精心做出弓胎，然后选出弹力最大的牛角片，勒在弓上，铺筋、烤弯儿时，热得汗流浃背，也全然不顾，还是一遍遍加工、一遍遍测量，直到自己感觉挺“地道”时，才停下来歇一歇。白活做完了，又在弓的正反两面画上了蝙蝠、粘上了花朵，并用传统画法画上了祝福的文字。历时40天，饱含心血的弓做完了。后来厂长告诉他：“你做的弓已经交到毛主席手里了，毛主席非常喜欢。”听到厂长的话，杨先生激动地望着厂长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过后，毛主席送来的钱杨先生没要，而是买了糖让全厂工人一同分享这幸福与光荣。
“文革”开始弓箭不能做了，厂子里杨家的8口都改了行，做起了乒乓球拍子、象棋、羽毛球。看到这种情况，杨先生非常失望，毅然离开了体育用品厂，另找个单位做起了木工。辗转了几处后，进了市水利局，多年后从这里退了休。
在杨文通夫妇几十年坎坷生活中，引以自豪与欣慰的是3个儿子已在磨练中长大成人，并已各自成家、生活安稳。更让他们满足的，是那小儿子杨福喜从小到大，就好那弓箭。
杨福喜最小，也最聪明。聪明淘气的小福喜很爱玩儿，六七岁时就拿着爷爷给的小弓箭，和伙伴们来到邻家的后门，你拉弓、我射箭，玩儿起了射靶子的游戏。要说你不服也不行，让小家伙儿们佩服的是，每次“射箭比赛”，福喜哥总是得第一。
上中学后，杨福喜射箭玩儿的少了，帮家里干活多了。几年下来，就提前“出师”啦。没过几年，全家搬到南池子大街。在一次大扫除的时候，父亲从床下拽出一个工具箱，从里面找出雕翎、牛角等材料，并指着2个锛子对杨福喜说：“这2个锛子做弓时很好用。一个是你大爷的、一个是我的，这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父亲的话杨福喜深深记在心里，并且有了自己的打算：锛子和弓箭都是传家宝，长大以后我也要学会做弓箭，把这些宝贝留下来。长大后杨福喜进了化工二厂。
进入90年代末，父亲就快退休了，出于怀念精心修复了2张弓，并把杨福喜叫到面前，一步不落地向杨福喜讲述了制弓工艺。此时，杨福喜不仅更加热爱传统弓箭，而且想得更多更远。因为除“聚元号”外，16家弓箭铺的手艺均已失传，而“聚元号”第9代传人，也只有父亲一位了。
杨福喜在工厂的第13个年头，厂内实行改革、人员进行调整。此时，杨福喜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工厂。对他来说，实在不愿离开工作岗位，但现在，传统弓箭手艺的继承已经比任何事都重要了，他下了决心，一定要把家族的手艺继承下来，将“聚元号”重新振兴。
1998年初，《北京晚报》刊登一条消息，说的是西山有一射箭场在活动。看到这条消息，杨福喜便和父亲及两个堂兄赶到八大处。几人来到射箭场，与这里的体委干部见了面。这位干部听说他们是传统弓箭世家，格外重视，使杨家一行备受鼓舞，下定了恢复“聚元号”的决心。于是杨福喜借来了房子、补充了材料，经过一番准备，6月6日这天与父亲一起，把摘下来40年的“聚元号”牌匾，重新挂了起来。
几经周折，杨福喜开始了新一轮的艰苦创业。做弓箭需要材料，其中雕翎、牛角等已经很难找到了。就拿竹子来说，听说刘家窑有卖的，杨福喜就骑上自行车跑了过去，可转了3圈又转到了马驹桥。从马驹桥又骑上车，先到旧宫、再到廊坊，又往通州扎了下去。最后甭说竹子，就连竹劈儿都没找着。在家歇了两天，他出了永定门直接奔了南苑，路过南苑机场时，路边的大爷告诉他，卖竹子的地方在西红门。当他紧蹬慢蹬来到西红门路口时，跳下车来还问哪儿卖竹子呢，人家笑着说，你对面不就是卖竹子的吗。
父亲手中的弓箭接过来了，家族的手艺继承下来了，随着时间的推进，做出的弓箭越来越多。可就是因为信息不畅、无人知晓，一件件工艺品躺在屋里睡大觉。就在杨福喜苦恼时，他认识了中国射箭队总教练徐开才，而徐老师又把香港的谢肃方带到了“聚元号”。两位研究弓箭的专家，不仅与杨福喜探讨了传统弓箭的各方面问题，而且还购买了弓箭，为杨福喜解决了大问题，并成了最好的朋友。另外，一位高校研究生将杨福喜及家族的事发在网上，也为他带来了很多朋友。这样，不仅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弓箭的初衷达到了，那些睡觉的弓箭也都被爱好者们一抢而空了。大家对杨先生精湛的手艺佩服不已，同时盼望他做出更多的弓箭。
撕纸：悄然流行的大众艺术
用手撕纸你肯定会，但你知道撕纸也是一门艺术吗？其实，撕纸是我国一种制作方法特殊的纸艺 门类。其源于剪纸，在民间流传久远，并延续至今。
现代撕纸艺术隶属现代纸艺范畴，具有现代纸艺的一般特征。 它以各种纸张为主要材料，如装饰纸、包装纸、卡纸、旧 板纸、旧杂志等等，采用撕、剪、拼、叠、刻、撒、镂等手法， 制作平面的或半立体的艺术品。
“撕”是撕纸创作中最基础的、运用最多的手法。它是将纸材质按一定的设计思路撕成规则或不规则的各种基本形，然后进行拼贴组合。由于是“撕”，于是在形的边界处就产生了一种参差不齐的毛边，将这些“毛边”连接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些有趣的肌理。并且，由于是“撕”，有时即便是要求规则的形也会因手势或用力大小诸原因而出现差异，成为“相对规则”，从而形成一种微妙的对比势态，丰富了画面的语境内涵。
撕纸艺术由于其取材方便、制作简易，并且表现形式不拘一格，因而深受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专业或业余的纸艺爱好者的青睐，具有很强的普及性。其优势如下：一、图形语言丰富，包容古今中外。现代撕纸艺术的图形语言既有古老东方神秘的文化的承传，也有西方现代文化的渗透，可视性强。二、人性化、即兴化、随机化、休闲化。现代撕纸艺术凭灵感、意念、现有质材，随心所欲地即兴创作，能满足现代人在快节奏、高压力下放松自我、实现自我的需求。三、新颖而另类的时代魅力。现代纸艺以其传统工艺的现代形态较以往常见的工艺品而言显得更具时代特色和魅力，因而深受大众的青睐。四、取材方便，制作简易，成本低。纸材料寻找方便，制作设备简单，只需剪刀、胶水等少量工具即可。并且，制作程序简便易掌握，男女老幼皆宜。五、环保性。撕纸作品大多采用的是旧板纸、旧杂志、旧日历等，可以说是废物利用，变废为宝。因而带有一定的环保性。
在学校美术教育中，撕纸艺术对于青少年视觉识读能力（视觉感受能力、视觉审美能力、视觉解读能力、视觉表达能力）的培养提高，具有无可替代的正迁移效应。完成一件现代撕纸艺术作品其涉及面可谓融绘画、设计、制作于一体，具有较强的综合性艺术课程特征。它将理性与直觉、审美与生活、情感与表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益于实现艺术教育使学生的艺术能力和人文素养同步发展这一总目标。
如今，撕纸正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看好，并成为一种展示现代人审美理念的大众文化艺术载体。
刘雪玲：布贴和撕纸艺术誉为“陇原一绝”
一块块花花绿绿的小布头，经刘雪玲匠心独运地剪裁、拼贴，变成了一幅幅引人入胜的艺术品———布贴画；一张普通的国画纸，经她巧手撕拼，变成了栩栩如生的人物、风景———撕纸画。
撕纸艺术
撕纸艺术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 刘雪玲偶然看到发表在画报上的著名画家杭法基的布贴画，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从此便搞起了布贴画创作。艺术天性加上女性的手巧心灵， 使刘雪玲能从那些不同纹理、不同质地、不同色彩的布头里发现具有特殊美感的造型材料，并将它们作为自己的艺术语言，拼贴成一幅幅生动感人的画面。
创作撕纸画对刘雪玲来说也是一次偶然。一次她在托裱布贴画时，不慎撕破了画面，无意撕出的几条极其美妙的白色弧形线，使她惊喜得发了呆，转过神来便急不可待地拿起一张深色纸撕成各种裂纹，随手将撕破的画贴到白纸上，竟贴出了独具风格的另一幅画面来。从此刘雪玲又开始醉心于撕纸画的艺术探索和创作。
刘雪玲的布贴画色彩丰富，协调文雅，巧妙利用布彩的肌理纹路美来表现物象，颇有传神之处，让人有美不胜收之感；她的撕纸画，既有民间剪纸的通俗装饰风，又有版画黑、白、灰的表现力。刘雪玲的创作，由人物头部开始直至配景的完成，随意生发，心手双畅，无半点机械和做作。整个过程是个自然撕拼过程，这使她的形象塑造渐渐具有了一种构成的随机性和自然朴拙美。她的画作，绝大部分再现了陇东黄土高原的风物民情，既有浓厚的乡土味，又有多姿多彩的生活情趣。
刘雪玲1955年出生于甘肃陇东正宁县，其艺术生涯由画漫画、宣传画开始，继而画过年画、油画、版画，可谓涉及到绘画艺术的各个门类。然而，两次偶然的机缘和发现，却使她放弃了曾学习过的所有画种，而毅然走上布贴画和撕纸画创作道路，在这条偏僻小路上再也没有回头，居然在不多几年里便走入了一个迥异于周围同道、属于她自己的艺术世界。
她的布贴画和撕纸画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独具的艺术魅力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她的作品先后在“首届民间收藏与发明博览会”、“第四届中国艺术节”、“首届中华巧女手工艺术品大奖赛”、“中国艺术博览会”、“中国旅游艺术节暨广东欢乐节”展出和演示，被誉为“陇原一绝”。
精致的瑶族马尾帽
当你看到瑶族成年男子头上戴的那顶棕黑色的马尾帽，一定会被那玲珑剔透、小巧精致的工艺所折服。你或许以为那是心灵手巧的姑娘所制的，其实，它是那些剽悍粗犷的小伙子或成年男子编制的。
据说，从前有个瑶族猎手，头上缠一块长布包头，每天钻山攀岩追赶猎物，常被树枝藤刺缠住，耽误追击时间，放跑了不少野物。到了雨天，包头吸透水更成了沉重的包袱。后来，他利用马尾，编了一顶帽子，既轻，又光滑，能防湿，又耐用，适合上山打猎。于是，人们都喜欢这种“马尾帽”，相继戴了起来。
编制“马尾帽”，先用木头做一个头大的模型，打磨光滑，在中间凿个洞，减轻重量。编织时，编者坐在凳子上，模型放在两个膝头上，左手扶着模型，右手拿着穿着马尾的针，精心地一针一线地编织。编一顶“马尾帽”，一般需要七、八天时间。最快也得四、五天才能完成。虽很费工时，但也可说是一劳永逸，因为一顶“马尾帽”至少也可戴五、六年！
瑶家男子最喜爱“马尾帽”。它是瑶家男子聪明、勤劳、智慧的象征。成年的男子不戴“马尾帽”，姑娘瞧不起，众人看不惯。因此，男子必须千方百计地学会编织“马尾帽”，实在不会编的，也要请人编一顶来戴。
西湖竹骨绸伞
西湖绸伞，以竹作骨，以绸张面，轻巧悦目，式样美观，携带方便，素有“西湖之花”的美称。伞，在我国历史非常悠久，据说4000多年前的黄帝时代就已制作。古代的伞又称为“盖”。它和扇一样，最初是用鸟的羽毛制成。随着丝织品的出现，才逐渐采用罗绢作伞。
发明了纸以后，油纸伞又风行起来。特别是明清时代，我国制伞业尤为发达，从这时起，不少小说和戏曲都有写到伞。众所周知，《白蛇传》中许仙借伞的故事，就发生在杭州西湖断桥边。
西湖绸伞创制于本世纪30年代初，据说是由都锦生丝织厂工人竹振斐创作的，由于选料得当，制作精细，别出心裁，一上市就受到人们欢迎。到了1935年春天，杭州出现了第一家专门制造绸伞的作坊，这就是著名的“竹氏伞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办起了国营杭州西湖伞厂，又成立了杭州工艺美术研究所西湖绸伞组，有 400多名职工，10多名研究人员，年产绸伞60万把上下，其中出口的占三分之二。由于提高了制人伞技艺，绸伞越作越精，目前国际市场上虽然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撑收自如的自动伞，但西湖绸伞仍以其独特风格，博得人们喜爱。
西湖绸伞选料考究，制作精巧。它的圆形伞面是采用特制的伞面绸作的。这种伞面绸薄如蝉翼，织造细密，透风耐晒，易于折叠，色彩瑰丽，单是染色就有湖色，墨绿，果绿，大方法，描绘山水，风光，花鸟，人物。图案有西湖十景，古代仕女，龙凤，奔马，梅雀，蝴蝶等数十种。这是其它伞所望尘莫及的。伞骨则采用江南独特的淡竹制成，这种竹篾质细洁，色泽玉润，烈日曝晒也不会弯曲。制红，枣红，桃红，天蓝，桔黄等20多种。在伞面上还采用喷，刷，绣，画等多种多样的作一把外形美观的西湖绸伞，要经过选竹，制伞骨，上伞面三大阶段。选竹，俗称“号竹”。每年白露前伞厂派出有经验的老师傅，到余杭，奉化，安吉，德清等淡竹产地，翻山越岭，在竹林中寻觅，挑选具有三年以上竹龄，粗细在五，六公分，色泽均匀，没有阴阳面和斑疤的淡竹。过嫩，过老，过大，过小的竹都不能要，真是‘百里挑一“。这样的淡竹每株仅取中段2至4节作伞骨。加工成伞骨要经过擦竹，劈长骨，编挑，整形，劈青篾，铣槽，劈短骨，钻孔等到十多道工序。一把绸伞35个根骨，每根骨4毫米宽。如果把一段竹劈成了36 根，就需要”抽骨“以保持竹筒圆润，竹节平整。上伞面要经过缝角，绷面，上架，剪绷边，穿花线，刷花，摺伞，贴青，装杆，包头，装头，装柄，打钉口等十六道工序，道道工序都有必须全神贯注，不得马虎。这样制成的伞重量只有半斤左右。收拢时，彩色的绸面不外露，伞骨恰好还原成一段淡雅的圆竹，结节宛然，十分朴素大方。撑开时，伞面五光十色，有的绯红台旭日一轮，有的蔚蓝同晴空一色，有的青绿像碧水一泓，美不胜收。
西湖绸伞的品种很多，有的遮阳遮雨的日用绸伞，有五彩缤纷的彩虹伞，有舞蹈演员有台上撑打的舞蹈伞，有杂技团演员走钢丝用的杂技绸伞等10多个品种。
佛山灯色扎作艺术
彩灯，佛山民间称作灯色。扎作，是以人物、动植物、亭台楼阁等为对象进行立体造型制作，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设计制作的灯色是中国传统灯色艺术的一支主要流派，具有江南彩灯精巧秀丽的特色，传统上称“佛山灯色”，明清时期的史志早有详细记载。
佛山灯色扎作主要以竹篾、铁线等材料手工扎作成型后粘贴上各色丝绸布料、花边、彩穗，配衬上佛山特有的“佛山剪纸”图案，或在丝绸上绘画各种图案而成。佛山灯色扎作艺术在传统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款式和品种更丰富多彩，并由原来的室内艺术走向广场艺术，由单个作品走向规模组合，其特点是造工传统而造型新颖，夸张而不离实，玲珑剔透、造工精细，白天色彩艳丽、五彩缤纷，夜间通透明亮，金碧辉煌。
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的灯色扎作艺术品每年都应邀到国外展出，受到国外各界人士欢迎。所展出的艺术精品，曾三度列入吉尼斯世界之最纪录大全。在香港回归祖国庆典中，佛山灯色更全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风采。
北京皮影-纯手工的电影
皮影戏是中国的一门古老传统艺术，老北京人都叫它“驴皮影”。千百年来，这门古老的艺术，伴随着祖祖辈辈的先人们，度过了许多欢乐的时光。皮影不仅属于傀儡艺术，还是一种地道的工艺品。它是用驴、马、骡皮，经过选料、雕刻、上色、缝缀、涂漆等几道工序做成的。皮影制作考究，工艺精湛，表演起来生趣盎然，活灵活现。
皮影戏从有文字记载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相传明代即有，明武宗正德戊辰三年（1508年）北京曾举办百戏大会，皮影戏参加了演出。
另传皮影自明中叶从兰州和华亭先传入河北涿州、后再传到京西、北郊农村，然后入城并形成东、西城两派。清代北京皮影已很普及。除深受农民、市民欢迎外，还进入到宫廷。康熙时，礼亲王府设有八位食五品俸禄的官员专管影戏。嘉庆时逢年过节等喜庆日子还传皮影班进宅表演。当时的北京影戏班白天演木偶，夜晚则于堂会唱影戏，有不少京剧演员也参加影戏班演出。
北京皮影以线刻见长，自清中叶后，在造型上借鉴京剧，出现了生、旦、净、丑、末的脸谱。正是艺术家们一代代人的努力，才使得皮影艺术不断的繁衍、发展。
当皮影演员可不容易，除了唱、念，还得会操作影人，影人的动作、神态最能看出演员的功夫。这一招一式，看上去得像那么回事。虽说皮影戏这功夫在手上，可心里和眼里的功夫可不是三两天能够练出来的。
皮影艺术给北京的文艺舞台增添了古色古香的品味，它深受北京人，特别是老人和小朋友的喜爱。北京皮影继承了西派皮影艺术的特色，善演神话、武打和寓言剧，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有几十出，都以唱腔委婉、表演细腻而著称。皮影不仅受到中国人的喜爱，外国朋友也挺着迷。很多精美的皮影人被国外博物馆收藏。目前，古老的皮影艺术正焕发着青春的活力，丰富着人们的文化生活，把人们带入一个完美的艺术世界。